關于事情的經(jīng)過，我們還是聽聽當事人溥佳對此的回憶：“這批古玩運往天津時，又費了一番周折。這些書籍、字畫，共裝了七八十口大木箱，體積既大、數(shù)目又多。在出入火車站時，不但要上稅，最害怕的是還要接受檢查。恰巧當時的全國稅務督辦孫寶琦是載掄（慶親王載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載掄，說是醇親王府和我們家的東西本要運往天津，請他轉托孫寶琦辦一張免驗、免稅的護照。果然很順利地把護照辦妥，就由我把這批古物護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號路一六六號樓內(nèi)。有了這批稀世之珍來做溥儀將來生活和留學的雄厚資本，所以認為去天津居住最為相宜，可以說是有恃而無恐。”

在日本公使館的三個月中，溥儀得到了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料，他的“野心和仇恨…… 日夜滋長著。我想到這樣待下去是不行的，我應該為我的未來進行準備了”。1925 年2 月23 日，溥儀在日本公使館書記官池部等人的陪同下，悄悄地從北京前門車站上了一輛三等兵車;溥儀把平素絕不輕易摘下的眼鏡摘了下來，把他那頂帽子深深地往下戴了又戴。這節(jié)車廂每到一站都要上來幾個穿青色衣服的日本便衣警察，到天津時，一車廂幾乎全是穿青色衣服的人;出站時，溥儀被他們包圍著裹了出去。就這樣，溥儀在日本人的特殊保護下來到了天津。

正如溥儀曾對他的親信隨侍李國雄所說：“那天經(jīng)化裝后乘馬車離開公使館，鄭孝胥、羅振玉以及隨侍祁繼忠、趙蔭茂扈從，到前門老火車站以后，為縮小目標，幾人暗中相隨，明面上各走各的。不知怎么，登車時還上錯了車廂，跑到兵車上，因內(nèi)心害怕不敢再動。車過豐臺，他才由暗中保護者引導進入預定車廂。車到廊坊，從站臺跳上兩三名身穿青色衣服的人，就坐在他附近。再向前走，每到一站都會跳上幾名穿青色衣服的人，互相之間都板著面孔，誰也不說話，擺出嚴陣以待的樣子。等到了天津老龍頭車站，車廂里百分之七十都是穿青色衣服的人了。下車時，這些人都盡心盡力護衛(wèi)他，對旁邊的旅客卻連踢帶打，一點兒都不客氣。出站口當時人太多，只見穿青色衣服的人蜂擁而上，把他裹在中間護送出站，若有敢擋者都要遭受拳腳之苦。出站之后早有汽車迎候，他便一溜煙地進了日租界大和旅館，第二天移住張園。

溥儀心里很明白：那些穿青色衣服的人，都是日本秘密警察，他的這次出行，完全由北京和天津的日本人策劃、安排，為了尚未到來的某種歷史契機，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早已決定喂養(yǎng)溥儀這只籠中之鳥了。

溥儀秘密潛往天津后，開始了他長達七年的“寓公”生活。

剛安頓下，便急忙將存放的珍寶秘密轉移過來

溥儀為了講究遜帝的排場，購置了大量高檔消費品。首先，他買進了三輛高級轎車，一輛是淡青色的轎車，專供出游兜風使用;一輛是藍色的大轎車，專供冬、春兩季使用;一輛是黃色的轎車，專供夏季出訪迎賓使用。其次，“像鋼琴、鐘表、收音機、西裝、皮鞋、眼鏡，買了又買，不厭其多”。

溥儀在天津過著似乎是十分悠閑的“寓公”生活，這只是一種表面現(xiàn)象。溥儀的心中始終被兩大心愿繚繞著。其一為政治心愿。歲月的推移不但沒能泯滅溥儀“敬天法祖”、“恢復祖業(yè)”的幻想，他的復辟之心反而與日俱增，變得更為迫切，行動上表現(xiàn)得更為積極，他加速了與國內(nèi)封建復辟勢力和帝國主義列強的勾結。

其二也可稱之為經(jīng)濟心愿。溥儀魂牽夢繞的還是他從北京故宮中盜運出的那批國寶的安危。溥儀在張園剛剛安頓下，便急忙將存放在戈登路的那些字畫珍寶秘密地轉移過來。其中包括歷代的書畫手卷30箱近1300件，冊頁2 箱70件，掛軸1箱21件。裝這些寶物的箱子是統(tǒng)一尺寸、樣式，箱長1米、寬40厘米、高50厘米，均為松木制成的中間立柱開兩扇門的普通木箱。而那500多函的宋元善本書也分別裝入35個箱長70厘米、箱高70 厘米、箱寬40厘米的長方形松木箱內(nèi)。還有裝古玩珍寶的大金庫2個以及裝300 余件皮張的大躺箱8 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