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哈爾濱當了張作霖的特務員之后，一些違法之徒如白奴販賣者都公然向我挑戰了！

很多俄國亡命者在布爾什維克未報復前都逃亡到遠東了，其中90%在滿洲住了下來，這90%都是赤貧如洗的人，好像搜尋野食的餓鳥似的。那些白奴販賣者到沈陽、哈爾濱等城市選相貌不錯的俄國少女，將她們賣到各國去。

在我做特務的生涯中，我發覺這批白奴販賣者是最難對付、組織最嚴密，也是最有錢的。我們也拘捕過一些白奴販賣者，但他們賄賂了法官，又逍遙如故了。白奴販賣者中的霸王是一個反動的保皇黨俄人，他被捕過23次，每次都證據充分，但他每次都交2萬元至2萬5千元之巨的保銀后被釋放。

經營這種臭名昭著買賣的外國人，是以治外法權作其護身符的。有兩個瑞典人在到了哈爾濱的一兩年內，竟成了滿洲的恐怖分子，他們是在哈爾濱的車站上被我的手下捉住的，和這兩人同行是六個穿戴很體面的女子，她們是被押解到天津去當“官場交際花”的。我知道我們的抓捕手續是無用的，所以我讓手下將這兩人送到鐵路線邊界處，將他們綁懸在電話線桿子上以作懲戒了事。

1926年，哈爾濱著名的馬迭爾飯店來了一個衣冠楚楚的法國人，他租下了兩間最好的房間。

不久他在各報紙上登出啟事，要招聘一些18歲至22歲的女子當打字員，且待遇優厚。我派了幾個手下暗中監視他，發現在24小時內，已有20幾人去應征了，而且他還給每個來應征的女子20元錢的補助。

我自己跑去見了那個法國人，我到的時候發覺他快要離開旅館了。我跟他說我有兩個女兒想要謀到合適的職業，先過來了解情況。那法國人說他是上海法租界的秘書，他說，“這是我們公董局要用的，我們要用到許多打字員。”（后來我知道他與法租界毫無一點關系。）

“但是我的女兒都不懂法文。”我裝作遺憾地說。

“這不重要，上海法租界有兩萬以上的俄國人，我們的行政工作更需要懂俄文的人。”他說。

此刻，我已經知道了他實際上是個人販子。所以我說出了我的身份，并警告他：“我勸你今天晚上就離開哈爾濱，否則性命不保。我明明白白告訴你，過去抓到的那些白奴販子我們都讓他們失蹤了，而且查不出痕跡。”

那個法國人當夜就跑掉了。當然，一個打字員都沒給帶走。

日軍進犯滿洲后，我和白奴販子的戰斗就被叫停了。日本人允許開設妓院，他們販賣人口還是一大筆收入呢。

有一天晚上，我的手下在齊齊哈爾的一輛運貨車上，聽到了一陣哭聲，他把車門打開，看到有一個名叫羅森堡的婦人和11個不滿16歲的俄國女孩子在一起，其中兩個女孩子已經被凍死了。這些女孩子是那婦人從農家買來預備帶到天津去的。這個婦人當夜就給牢獄里的守獄人絞死了。這婦人從那些窮苦的同類身上生財謀利的行為，那些血和肉的慘象實在令人無法看下去。那個看守她的中國人說，她不過是償還了她自己的孽債……這是我對自己的一種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