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疫情的原因，很多人覺得這病毒真的是太可怕了，而某大學的研究顯示，聲稱因為人類活動的加劇，導致了病毒變得更常見！在今年1月份的時候國家地理中文網也發表文章稱森林砍伐導致更多的人類傳染病爆發！

斯坦福大學（Stanford）的一項新研究顯示，隨著人類繼續把自然棲息地變成農田，從動物身上傳染給人類的病毒（比如導致COVID-19的病毒）可能會變得更常見。這項發表在《景觀生態學》（Landscape Ecology）雜志上的分析揭示了烏干達熱帶森林的消失是如何使人們面臨與野生靈長類動物及其攜帶的病毒進行身體互動的更大風險的。在最近發表于《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雜志上的一份關于衛星和健康數據的分析報告中，MacDonald和斯坦福大學的Erin Mordecai報告了亞馬遜流域的森林砍伐對瘧疾傳播的重要影響，與之前的一些研究結果一致。

平均起來，從2003年到2015年，他們估計每年10%的森林減少導致了3%的瘧疾病例增長。例如，在一年的研究中，一片被砍伐的1600平方公里的林地（相當于近30萬個足球場）與新增的1萬例瘧疾病例有關。這種影響在森林內部最為明顯，那里仍存在一片片完好的森林，為蚊子提供了喜歡的潮濕的邊緣棲息地。

隨著亞馬遜雨林的持續燃燒，這些結果并非好的預兆。本周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到目前為止，亞馬遜雨林被摧毀的面積是紐約市的12倍。

這些發現對世界其他地區感染性動物-人類疾病的出現和傳播具有意義，并為遏制這一趨勢提供了潛在的解決方案。

該研究的主要作者勞拉·布盧姆菲爾德（Laura Bloomfield）是斯坦福大學地球、能源與環境科學學院醫學院的醫學博士研究生，也是埃米特環境與資源跨學科項目的博士生。

“森林砍伐等重大環境變化和貧困的結合可能引發全球大流行。”

人們已經把世界上近一半的土地變成了農業用地。熱帶森林受到的影響最大，在過去幾十年里，一些地區的農業轉化率最高。在非洲，這占了最近森林消失的四分之三。

除了受保護的公園和保護區外，剩下的是農田海洋中的森林小島，以及農田侵入大片林地的區域。

在烏干達，數十年的移民和在Kibale國家公園外開辟的農田導致了高密度的人們在森林棲息地的邊緣生活。

通常情況下，人們會避開野生靈長類動物，因為它們是眾所周知的疾病攜帶者，而且很多都受到烏干達野生動物管理局的保護。

然而，森林棲息地的持續消失意味著野生靈長類動物和人類越來越多地共享相同的空間，爭奪相同的食物。

當人們為了獲取資源而冒險進入森林地區，當動物冒險離開它們的棲息地襲擊莊稼時，人畜共患疾病或動物傳染給人類的幾率就會增加。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HIV，它是由一種病毒通過受感染的體液從野生靈長類動物傳染給人類而引起的。

不像以前的研究主要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研究這個問題，斯坦福大學的這項研究是首次將景觀級的生態因素與個體級的行為因素結合起來，衡量對人類健康的風險。

研究人員首先從居住在森林碎片附近的小規模農民那里收集土地使用調查數據。他們將這些信息與同一時期的高分辨率衛星圖像結合起來，模擬了景觀模式和個人行為是如何使某些人更有可能與野生動物接觸的。

他們發現，人類與野生靈長類動物接觸最強烈的預測因子是人們家周圍森林邊界的長度，以及人們冒險進入這些森林地區收集小樹作為建筑材料的頻率。

與其他基于森林的活動相比，尋找這些桿狀樹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深入靈長類動物的棲息地。

研究人員驚奇地發現他們的一些假設完全顛倒了。例如，殘留的小片森林——而不是更大的棲息地——最有可能是人類與野生靈長類動物接觸的地方，因為它們與農業景觀有共同的邊界。

同樣，研究人員推測，農業對森林的不斷入侵，以及由此導致的人類在這些地區的活動，可能會導致更多的傳染病從野生靈長類動物蔓延到世界各地的人類。

研究人員認為，在生物多樣性豐富的森林周圍，相對較小的緩沖區，如林場或重新造林項目，可以極大地減少人類與野生靈長類動物相互作用的可能性。

利用外部資源，如國家或國際援助，提供燃料和建筑材料或貨幣補充，也可以減少人們在森林地區尋找木材的壓力。

“說到底，保護土地和減少森林破碎化是我們減少人與野生動物互動的最佳選擇，”該研究的合著者泰勒·麥金托什（Tyler McIntosh）說，他曾是斯坦福大學地球系統項目的研究生，現在在西方優先事務中心（Center for Western Priorities）工作。

多年來事實證明，我們越是破壞和清除森林，就越有可能面臨致命傳染病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