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遇到貴人

1949年年底，大哥憲立陪日本籍的大嫂回轉日本定居。臨行前準備撂下一筆錢，但事情突然變故，無端被小人坑騙去一筆數目不菲的錢款，無奈之下告訴金默玉，說不日便從日本寄錢過來。

同時，大哥大嫂留下一兒三女托她照料，二哥也把兩個小孩放在她這兒，再加上老保姆娘兒倆，統共九口人的飯食歸她操心。而此時此刻的金默玉只有100萬塊錢，折合成后來的人民幣就是100塊。但是在送大哥、二哥走時，金默玉一臉從容，信誓旦旦地保證，一定像大哥待我那樣待侄子侄女。

經歷過“十年浩劫”的人都知道，“文革”初期的沙發、席夢思、鋼琴和西裝等沾洋味的東西最不值錢。上世紀50年代初，上述這些東西也不值錢，洋溢胡同西口的東單廣場上，這些物件一堆堆往外賣，可在食品短缺的年代，填肚皮謀生存是第一需要，那些都是身外之物，頂不了吃解不了饑，連問價的都鮮見。

串巷打鼓的倒是收，一件貂皮大衣給的錢買不了100斤大米，一張八仙桌也就換兩袋面。可不賣咋辦？九張嘴得天天吃飯呀！就這樣，賣了東西買糧食，不管怎么說，沒讓侄子侄女挨過餓。

一年后，大哥憲立寄來一筆錢，金默玉攥著寄來的錢琢磨，是干啃這筆錢坐吃山空呢，還是用這筆錢當本錢干點事？思前想后，終于下定決心，用現成的房子開間西餐廳，賺錢養活侄子侄女。把這主意跟保姆一說，保姆說：“成，做西餐我不會，零七八碎的雜活我包了。”

第二天，金默玉就忙著起照、找人，那時申請執照和找人都不難，沒幾天工夫“益康食堂”就開張了。剛開張那幾天，客人不少，利潤還成，可幾天之后，一天不如一天，有時竟下板不開門。金默玉把吉士林西餐廳的經理請過來，求人家指點迷津。來人道出三大理由：其一，吃西餐的人原本就不多;其二，地點太偏僻;其三，宅院式場所與西餐環境不合。來人還勸她早早關張，說早關張早好，晚關張多賠。

正在這進退維谷之際，“貴人”上門。“貴人”是年過六旬的四川籍老漢，這位老漢早先為官，后定居香港，如今隨老伴進京安家，家宅就在附近。“我看你這不是一天兩天了，開門不上座哪兒成？我建議你改賣擔擔面，準成。”老漢自報家門后，向金默玉建議。“擔擔面”？還“四川風味”？從沒到過四川壓根兒不知“擔擔面”為何物的金默玉如墜云霧中。老漢見狀，一拍胸脯：“賣四川擔擔面，包你有賺，你若不信，我也投錢。”

不知道是老漢的誠懇，還是老漢的四川味普通話起了作用，金默玉不僅采納了老漢的建議，還接受了老漢的投資。不過，懸著的心并沒落下來，對能不能賺到錢，心里依然沒底。

有人傳言，說這四川老人后來追求金默玉，弄得不歡而散，那是以訛傳訛。糾纏金默玉的另有其人，是餐館內的一位雇員，根本不是這位四川老人。這位四川老漢的出謀和投資是出于熱心，或者說是有經營頭腦。

幾個月過后，金默玉笑了，顧客盈門，每天都得“抄桌”，不是一般的紅火，跟先前的西餐買賣截然不同。

金默玉留心觀察，來這兒吃飯的多是兩撥人：一撥是四川老家如今在京工作的人;另一撥是抗戰期間避難四川，吃了八年川味吃上了癮的人，而這兩撥人在附近的北京日報社和青年藝術劇院都不鮮見。

金默玉還觀察到，由這些常客引來一撥又一撥的回頭客，而這些上門客都對川味情有獨鐘。由此金默玉琢磨，要想留住回頭客，首先得菜肴地道，再就是環境整潔和待客熱情。留心加下力，金默玉的“益康食堂”越辦越好，后來這“益康食堂”讓齊白石大師改成“益康餐館”了，生意也更上一層樓。

白石老人是被關門弟子許麟廬先生拽過來的，許先生是實業家兼畫家，同時又是和平畫店的經營人。榮寶齋、南紙店代畫家賣畫但要抽頭，即按比例提錢，而和平畫店分文不取，無償服務，所以在老一輩畫家中，贊嘆許先生為“大俠”者為數不少。許先生開的和平畫店，離金默玉開在洋溢胡同的益康食堂不遠，湖南籍的白石老人對川味樂于享用，所以但凡白石老人光臨和平畫店，準被拽到益康食堂。

有一回用餐之后，許先生提議為益康食堂改名，說從裝飾到菜肴分明是餐館，干嗎叫食堂？白石老人聽著有理，就揮毫寫下了“益康餐館”，隨后簽名用印。自此益康食堂變成了益康餐館，而隨著白石老人所賜名號掛出，益康餐館的名氣又長了幾分。郭沫若、謝添，乃至北京市的領導劉仁都聞名而至，成為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