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羨歸公”

在無奈的現實面前，雍正不得不接受“耗羨”長期存在的現實，不再幻想著將其禁絕。

對于征收“耗羨”，雍正最初的政治表態也是堅決反對的。雍正元年正月初一，在他發布的一連串施政綱領中，就明確抨擊“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后斷宜禁止”。但是，說歸說，做歸做，如同康熙一樣，在無奈的現實面前，雍正不得不接受“耗羨”長期存在的現實，不再幻想著將其禁絕，退而求其次，思考如何將其對政權的殺傷性減少到最低限度。

“耗羨歸公”是首選項。畢竟，對于一個政權來說，將桌面下的弊政堂皇地端上桌面，這并非體面的事情。既然是弊政，而且是一時無法克服的弊政，雍正就采用了現實的做法：根據雍正的思路，“耗羨歸公”就是將耗羨的征收從暗變明，由省為單位統一管理，實行收支兩條線，嚴防坐支，因此可將其納入官方監管體系，實行陽光收費和陽光開支；“耗羨”的用途，一半左右作為官員的養廉銀，彌補“逼官做賊”的體制漏洞，其余的則全部補充到各地的辦公經費。

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雍正皇帝下旨，全面推廣“耗羨歸公”及養廉銀制度。

“耗羨歸公”后，其作用立即顯現。

首先是各地火耗的征收比率大幅度下降。收支兩條線，收來的耗羨要全部上繳，而養廉銀則按職位和缺份定額化，耗羨從官員們的“私營經濟”變成了“集體經濟”，他們橫征暴斂的積極性就大為消退。

其次，官員們的養廉銀，往往十數倍、數十倍于年薪，有的崗位的“市盈率”甚至達到了驚人的130多倍。這種世所罕見的超級“胡蘿卜”，再加上雍正本人對貪腐行為嚴厲打擊的“超級大棒”，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官員們斂財的欲望。

第三，耗羨歸公后，大大充實了幾乎空虛的地方辦公經費，地方官們要做政績，手中有了資本。

這一改革，真正的要害在于養廉銀的設立，令官員們的切身利益與此項改革息息相關。正因為整個官僚體制成為這一改革的第一受益人，這項改革所受到的阻力，遠遠低于“攤丁入畝”。從某種程度來說，這場改革是一次對官員的“贖買”，通過對官員們“灰色收入”的體制性“漂白”，換取官員們對規則和體制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