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情況下，留下一個被吳國控制的“越國”，讓其約束浙閩丘陵之上那些部族，比從肉體上消滅勾踐，讓那些限入無政府狀態的越人為害吳人的后方要有利的多。這種作法與2000多年后，西安事變后延安的態度有異曲同工之妙。關于吳人所面臨的局面，從〈史記〉中的記載中看出些端倪來。當時勾踐派人乞降時的原話是“愿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我們也可以理解夫差留下勾踐，是遵循“滅國不滅祀”的優良傳統。
不過正象我們在之前所分析過的那樣，所謂的“滅國不滅祀”，現實的原因是因為戰國之前，諸侯分割的太細。很多時候一個諸侯國雖然有實力攻占一方的國都，但卻很難有足夠的人力來統治對方的人民，更何況其余的大國不愿意坐視一國隨意作大，經常會加以干涉。
無論是出于現實的考慮，還是“尊重”傳統的原因，越國作為一個“國家”最終還是被保留了下來。只不過就象日后絕大部分的戰敗國那樣，領土的損失再所難免。吳國可以保留一個依附于自己的政權（按現在的話就是“偽政權”），但也不會傻到讓它保存原有的戰爭潛力。越國的疆域被限定在寧紹平原與浙閩丘陵交界之處，錢塘江成為了吳越新的分割線。
換句話說也就是，越國喪失了他們在杭嘉湖平原的縱深，并且不再控制能夠對江東丘陵及杭嘉湖平原構成威脅的“黃山山脈”、“天目山山脈”。按史書的說法就是從一個“千里之國”銳減為一個“百里之國”。而為了進一步控制越國，越王勾踐以及大批越國貴族被留在了吳都為質（在經過數年觀察，感覺越人已經“真心”臣服后，基本上都被放回越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