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以保護前夫的隱私為條件，徐潔凈身出戶。

這一看似悲壯的結果對很多同妻來說是最清爽的解脫。在張北川主持的一項同妻生活態度調查中，女方“凈身出戶”或僅得到很少財產者占3/5。

令他覺得戲謔的一個細節是，“有一個長期接觸的同妻，離婚后一掃往日的壓抑，離異倒使她笑得合不攏嘴。”

去年12月，人近中年的陳素春把丈夫的網上瀏覽記錄帶到了全國同妻研討會。她被男同志愿者告知，“你丈夫在外面招男妓，建議你盡快做艾滋病排查。”

被艾滋病嚇暈的陳素春用近乎歇斯底里的方式，斬斷了13年的婚姻，此前，為了孩子，她選擇隱忍，“迷茫、茍且偷生的怨婦生活該結束了。”她和記者說。

“同妻到我為止更像一個夢想”

4月7日，一組關于同妻的照片成為聚光燈下的焦點。盡管，現在越來越多的同妻敢于站出來，說出真相，但對這個涉及社會制度、文化認知、法律規范等等內容的龐大議題，似乎有點力不從心。

“單方面去同情一方都無助于問題解決。應該讓各方都看到彼此的悲劇，才可能有改變。”王麗晶致力于男同、同妻以及父母間交流的改善，多年來，她見識了男同和同妻間的互相傷害。

十年前，一位曾接受過央視《新聞調查》采訪的同妻說，她對十年來社會在同性戀和同妻問題上的遲滯感到失望。

圖為張北川教授二十多年來收到的來自同性戀和同妻的來信。作為該領域最早的研究者，他認為同妻是一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群體“是同性戀不被社會接受后，弱者抽刀向弱者的殘酷現實”。魯燕 攝

“我們挑戰的是社會最深層的那根神經，兩千多年生育文化、性別文化需要慢慢改變。”張北川抱有樂觀。

作為艾滋病的易感人群，當他2009年在第一屆同妻大會上提到同妻要做艾滋病排查時，“他們了解不多，且非常害怕。”

到了2015年，他在規格更高的同妻研討會上再次詢問時，有好幾個同妻大聲回應——我做了。“只有當女性意識到自己某項權利的時候，權利保障才有探討的可能。”張北川和記者說。

劉思琦和徐潔說，現如今看到一個人，她們的首先反應不是帥不帥，漂不漂亮，而是性取向如何。

2014年，帶著這種“一朝被蛇咬”的后遺癥，劉思琦經歷了第一次婚外情。劉思琦覺得自己的世界似乎一下子“活了”，有了色彩和滋味。

雖然后來倆人并沒有走到一起，但十年來，她突然開始特別憧憬生活，“渴望一段真的感情和婚姻。”

離婚后的陳素春也談了男朋友。在和男友約會時，男友前后問了她三遍艾滋病排查的事，她覺得傷心又無奈，準備帶著男朋友一起到疾控中心再做一次檢查，“趟過同妻這條路，就沒法避嫌。”陳素春和記者說。

徐潔換了工作地點，一切似乎又回到了結婚前的單身狀態。

她發現自己變得有點自卑，每次相親之后，心情都很差。“遇見不錯的，就想著應該在什么時機跟對方講這段經歷，”盡管她一度以為治愈了自己，可以像講路人甲的故事一樣講出來，但真正要面對的時候，還是“覺得它是一個污點，感覺恥辱。”

現實有時也并不友好。“有一次朋友幫忙介紹了一位在公安系統工作的對象，問了基本信息后，檢索出我有過一段婚史的事情，當即就責怪了介紹人。”

她發現，在婚姻中，她們忍受著日復一日的隱忍和煎熬。而婚姻結束后，她們又要承受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劉思琦找回生活的平靜之后，退出了所有的同妻群。

但仍有同妻順著往事的藤蔓找到她。每接觸一個同妻，她總是回想起2009年全國同妻會提出的口號：“同妻到我為止”。但現實的狀況讓她覺得那個口號“更像一個夢想”。

（文中人物劉思琦、陳素春、徐潔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