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看過電視連續(xù)劇《鐵齒銅牙紀曉嵐》的人，大概都記得清朝貪官和珅與乾隆皇帝密謀羅織“清風案”文字獄的罪名，就是一句詩：“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可以說，這個所謂的“清風案”讓許多現(xiàn)代中國人都知道了清朝康乾盛世時期實行文字獄的嚴酷與荒唐。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這嚴酷與荒唐既源于清代封建帝王的專制和殘暴，也源于當時官場的黑暗，以及官員的無恥和貪婪。

當時，因一句詩而被定罪的文人士子數(shù)不勝數(shù)：揚州舉人徐述夔的詩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等句，被曲解為是反清復明的口號。禮部尚書沈德潛作詩詠黑牡丹，有“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之句，被誣陷為辱罵滿清奪了朱氏江山。這二人皆被戮尸。江蘇生員韋玉振行文中僭用了一個“赦”字，被仗刑三百，服役三年。湖北生員程明湮為一位老人寫壽文，用了“創(chuàng)大業(yè)”三字，被凌遲處死，親屬也受到牽連。安徽貢生方芬的詩集中有“蒹葭欲白露華清，夢里哀鴻聽轉(zhuǎn)明”一句，不僅被刨墳戮尸，而且禍延子孫。

其實，“清風”、“明月”是歷代文人的熱門話題，但在清朝作詩行文稍有不慎，用了這兩個詞就被會成為反清復明大罪，輕則身陷囹圄，重則橫受誅戮。康乾時期文字獄的興起，也給一些挾怨小人提供了報仇之機。他們挖空心思在對方詩文中尋字摘句，進行誣陷。只要是獄案一成，不僅會家破人亡，而且會株連親友，禍及子孫。但是，也有一些官員由于無恥和貪婪，而讓自己的深陷文字獄的驚天大案之中。當時，這方面最有名的文字獄大案是“古稀案”，這個案件的主角是乾隆時期的三品大員，官至大理寺卿的尹嘉銓。

尹嘉銓，舉人出身，先后作過山東、甘肅等省的司、道等官，后來升調(diào)為大理寺卿，官正三品，居九卿之列。他在任大理寺卿時，負責稽查覺羅學，就是以大理寺卿的官銜負責滿族貴族子弟的教育。乾隆時期，他曾請令旗人子弟同漢人子弟一樣讀《小學》。

《小學》是朱熹編輯的一本以符合封建道德的言行為主要內(nèi)容的兒童教育課本。尹嘉銓也以名儒自居，自編了一本《小學大全》。乾隆四十六年，即公元1781年，致仕退休后回到老家河北博野。當年4月，乾隆西巡五臺山駐蹕保定，尹嘉銓一心想要參加接駕盛典，但苦于沒有圣旨要傳召他覲見，后靈機一動，想到了其父尹會一，便草擬兩份奏折：一是請謚，二是從祀。若是乾隆恩準，不但自己博個孝子名聲，而且自己還能乘機大出風頭。

于是，便派兒子先將自己“為父請謚”奏折送去讓乾隆御覽，自己呆在家中等候消息。然而，令他始料不及的是，乾隆看到他兒子替他送上來的“為父請謚”的奏折后，卻大為惱火，立即提筆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于是下旨，將尹嘉銓 “拿交刑部審訊，從重治罪”，并下令大學士三寶、英廉和直隸總督袁守侗查抄尹嘉銓在京師和老家的家產(chǎn)及書籍。

大學士三寶、英廉奉命查抄了尹嘉銓在北京的家產(chǎn)，并搜查出其家藏書大小311套，散書1539本，未裝訂書籍一柜，法帖冊頁65本，破字畫58卷、書信一包計113封、書板1200塊。直隸總督袁守侗又查沒尹嘉銓之父尹會一祠堂一所，隨祀田地84畝之多，又有義學田一頃。另外，還搜出大小四十六箱書籍，派員封送北京，交英廉一并檢閱。

尹嘉銓是當時頗有名望的道學家，非但藏書豐富非一般人能望其項背，而且著述之多也不是普通文人、官僚所能比擬的。他自己撰寫、編纂的書有八十余種，加上由他注解或代作序文的書，總共約九十多種。這些書都是英廉等人檢閱的重點，最后從其中發(fā)現(xiàn)了一百三十多處悖逆文字。更要命的的是，他在《名臣言行錄》中自稱“古稀老人”，而當時乾隆曾于乾隆四十五年70歲時作御制詩稱自己為“古稀”，并刻了一方“古稀老人”的章，尹嘉銓如此自稱“古稀老人”便是犯了大忌。于是，“為父請謚”的奏折便引發(fā)了一起史稱“古稀案”文字獄的驚天大案。

尹嘉銓被抓到京城三堂會審，前后被提審了十七次。審官當堂羞辱他，大批特揭其強娶烈女為妾道德敗壞一事。直批得尹嘉銓跪在堂下一邊掌自己的嘴，一邊痛哭流涕罵自己欺世盜名，是寡廉鮮恥的假道學。就這樣，這位學者型的官員，致仕退休后還不知道保持晚節(jié)，卻因名所困，為名所累，最終為了名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